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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極復康 不向命運低頭
眼前的Rabi 略施淡妝，聲綫溫柔，說起話時總是帶點微笑，旁人絲毫不會察覺她曾經歷重大創傷。二十多年前，Rabi 到法國巴黎修讀視覺藝術設計，其後回流香港，並順利進入一家設計公司。初入職場的她，看到上司資歷雖淺，但已獨當一面，憧憬自己有日可與他們一樣事業有成，「當時不時OT 到凌晨三、四時。」雖然辛苦，但作品受客人喜愛，上司亦看好她。就在事業快要起飛之際，Rabi 卻遭遇嚴重車禍，意外中整個人被拋出車外，脊椎受損，從此她連站起來走動的機會都沒有。
Rabi 坦言事發後，根本還沒有反應過來，沒覺得傷勢會嚴重至傷殘，「其實一般人也不會想像有天會成為傷殘人士。」之後她心情雖一度十分低落，但不服輸的性格，使她很快重新振作，積極參與復康治療，「既然生存過來，留在醫院沒有其他事情可做，又不想成為家人負累，倒不如盡快接受現實，進行復康治療。」
Rabi 留醫一年後出院，但要重新適應生活，「其實我的舊同事和朋友都很好，知道我出院後，都給我介紹一些freelance 設計工作，但我不敢答應，因為知道自己能力已不如前，去廁所都要花較長時間。與家人商量後，認為最重要還是先做好復康治療，一兩年後再找工作。」
重拾設計老本行
Rabi 表示初期求職，都是在列明聘請傷殘人士的職位中尋找，認為這些僱主對傷殘人士會有較多同理心，「傷殘人士花在上下班的時間較長；又或不時須要請假覆診。」但Rabi 發現絕大部分職位都是接待員等前綫工作，與自己的設計專業不符，不過她也試過去見工，「有份工作的上班時間是上午九時，公司地址位於新蒲崗，而我住在柴灣。傷殘人士出門口時須花不少時間，加上通勤時間，如接這份工作，可能五點便要起?。」
後來Rabi 在朋友鼓勵下，決定從事自由工作者（freelancer），與朋友自組設計公司，重拾設計老本行。她在家中利用電腦進行設計工作，並藉此練習如何運用手部肌肉，漸漸重拾自信，「後來在網上接到更多生意，甚至有『生客』。」她憶說，有位客人想與她見面，她卻感到害怕，深怕對方看到自己坐輪椅的樣子，會有負面看法，「結果我擔心的事完全沒有發生，對方甚至為了遷就我，親自到我的車上交談。」從別人的反應令她明白，縱然身體殘障，但並不代表會在社會中被邊緣化，「這次鼓勵增強了我的自信心，我亦希望主流社會不要因為我們是殘疾人士，而特別優待我們。」因為她相信，傷殘人士與健全人士的差別不大。
殘疾車位常被霸佔
尋回自我價值的Rabi，除了從事設計工作外，也擔任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主席，為同路人發聲。她坦言，這是她人生其中一個重大決定，「前任主席已做了六年，希望找接班人，而我又有很多政策倡議想做，但當時自己有生意，都會擔心是否應付得來。當時祈禱過後，便感性地接了這個任務，其實這樣更可以訓練時間管理技巧！」她笑道。
確實，Rabi 獨立能力之高，可以從她自駕外出可見一斑。不過她直言自駕難度其實不大，對她來說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反而更加不便，「受傷後，我認為最大問題就是交通。」她解釋：「每次出街，不是我想去就可以去，首要考慮是有沒有人陪伴。」尤其是十多年前，無障礙設施還未盛行，殘疾人士出行諸多不便，Rabi 才決定學習自行駕車。
學懂駕車後，Rabi 可以與一般人一樣自由出行。由於身體上的殘缺，Rabi 只能用雙手駕駛，比起健全人士駕車難度更大，「假如發生意外，我不一定能夠及時逃走。」但原來成功自駕只是第一步，Rabi 發現社會對殘疾人士的配套十分不足，包括殘疾人士泊車位經常被人霸佔，「所以我不論上班或見客，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搜尋附近有沒有停車場，不敢停泊街位。」
歧視源於不了解
Rabi 成為路向四肢傷殘協會主席，除了受前任主席託付，原來也緣於2003 年，嚴重殘障人士斌仔寫信給當時的特首要求安樂死，令她認識協會及加入成為義工，並於2016 年起擔任主席。她最希望推廣公民教育，傳播社會共融的理念，因為她認為歧視其實是源於不了解，「曾經聽過有人對於傷殘人士要出行感到詫異；有人認為殘疾人士是低人一等而不應出聲，又覺得傷殘人士的福利已經比健全人士多。但問題根源是因為出行、就業、住屋等條件不利殘疾人士，令他們被逼要接受社會福利。倘若社會給予殘疾人士健康及平等的發展機會，其實不少人寧願出外工作。」
至於協會未來發展方向，Rabi 盼望長遠可改變主流社會的心態，不再以憐憫態度看待傷殘人士，「以拍片為例，比起記錄我們有多慘，倒不如拍片鼓勵，與我們同行反而更好，拉近彼此距離。」她續稱，要解決社會對傷殘人士的既有印象，須要從公民教育?手，「其實健全人士和傷殘人士一起在學校學習，兩者沒有甚麼分別，正如一班可以有不同種族的同學，大家都不會覺得有問題。我甚至在外國看到有坐輪椅的LEGO 角色，這樣可以讓孩子從小建立對傷殘人士的認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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